2023年，习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要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这对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上海要建设的不是一般的国际贸易中心，而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贸易中心。基于全球产业竞争、经贸格局变迁和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贸易中心一般具备以下“五力”：
一是该中心所在城市具备国际一流的经济实力。从全世界来看，当今世界公认的国际经济中心是纽约、伦敦和东京，其城市GDP占全球总量之比在1%上下。
二是该中心所在城市具有国际一流的运输能力。航空运输业发达，交通网络密集有序，是人流、物流、信息流高度一体化的超级流量城市的标配。
三是该中心所在城市具有国际一流的营商能力。营商能力是一座城市的市场主体基于营商环境、资源禀赋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动态竞争力，某一些程度上反映一座城市的经济活力。
四是该中心所在城市具有国际一流的要素引力。除了对资金、技术、信息、人才、货物、数据等要素的吸引力，这种要素引力还包括对高端要素的集聚、整合、创新、控制、分配和激活能力。在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通过创造更大的收益预期来形成新的引力。
五是该中心所在城市具有国际一流的创新能力。数字技术革命为国际贸易发展注入新的强大驱动力，叠加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演进，推动全球经济稳步的增长进入数据驱动的新阶段。
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上海承担着“为国家试制度”“为开放探新路”的战略使命。
上海推出117项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自贸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相关举措，是对国家赋予上海承担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使命的及时呼应。加之今年初施行的《上海市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条例》以及《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所列的涉及制度型开放和科学技术创新、人才、数据等高端生产要素集聚等若干重大举措，构成了上海加快打造国家制度型开放示范区、提升城市发展能级的战略支点。
梳理上述方案或条例的核心内容，较以往的类似方案或条例，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开放的层级更高、领域更宽，二是开放的主动性、积极性更高，三是开放的紧迫感与趋势跟踪能力更强。
就开放的层级而言，上海扮演着“为国家试制度”的“正印先锋”角色，即通过在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先行试点《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化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规则条款，及时总结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范式经验；就开放的领域而言，聚焦关键领域（金融服务、电信服务、数字贸易）进行改革，重点围绕“三个贸易一个便利化”，即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通过开展更大程度、更高水平的压力测试来推进制度型开放。
就开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言，强调主动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规制、管理、标准，通过加快打造国家制度型开放示范区，为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探新路。特别是，力争在知识产权全过程保护、深化国企改革、政府采购、竞争中性等领域率先突破，激发国内外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与创新活力。
就开放的紧迫感与趋势跟踪能力而言，针对在沪外资企业和有意来沪投资发展公司的需求焦点，在进一步拓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信贷、绿色贸易、贸易真实性审核等方面快速推广应用，持续提升货物贸易通关效率的同时，主动因应国际贸易格局变迁新趋势，着力深化以电信、金融、医疗为代表的服务贸易领域开放，加快推进数字贸易发展。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将建设国际数据港、分级分类推动跨境数据流动等。
同时，依托国际航空枢纽条件，用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加快落地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从空间和载体上助力打造国际贸易中心升级版。
从一定意义上说，上海承担着迄今顶配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战略使命。下一步，既要在全方位试制度的过程中拿出一份高质量的试验评估报告，还要绘就一张以深层改革促内涵式发展、以更大力度开放吸引高质量外资的路线图。
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与升级路径。上海在“为国家试制度”“为开放探新路”、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的进程中，前瞻性的规划和高水平的落地至关重要。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何集聚中外市场主体对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广泛的认同感，并将其视作持续分享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高水平发展红利的战略机遇。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作为全世界最大贸易口岸城市，上海要从战略高度深刻理解推进贸易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强化贸易枢纽功能的重要意义。
上海的发展离不开贸易。2023年，上海口岸货物贸易总额达到10.7万亿元，占全国比重25.5%，占全球比重3.6%左右，继续保持全世界城市首位。下一步，在做大做强货物贸易的同时，要积极主动优化贸易结构，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
近年来，全球经贸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出现普惠化、数字化、绿色低碳化、服务化与再服务化、再全球化与安全化等发展的新趋势。数字技术成为驱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商业模式重建以及国际经贸格局重塑的重要的条件。在此背景下，应当加强对国际经贸规则变迁、数字技术和贸易发展的新趋势的研究，以高水平的应用研究、高质量的人才教育培训服务于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对产业控制力、贸易与金融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竞争。部分国家正试图通过加大对制造业和先进科技的投资、强化伙伴力量等，追求所谓的“去风险和多元化”。
在此背景下，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要进一步巩固上海在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核心引领地位，夯实作为全国战略产业运营管理中心的地位，升格在亚太经济版图中的“锚”角色。
同时，全力发展离岸金融与离岸贸易，实现要素与资源整合，完善负面清单机制，提升上海作为贸易与投资便利化高质量样本的辐射力，内稳核心产业链和供应链，外保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不脱节。
一方面，在推进国际经济中心总实力、国际金融中心资源配置功能、国际航运中心枢纽功能、国际科创中心策源能力上取得新突破；另一方面，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上，凝心聚力打造能够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制度创新高地和充满了许多活力的要素集聚高地。
在此基础上，借鉴纽约、伦敦等全世界城市的发展逻辑，以更深层次开放、更宽广的胸怀与自我革命的勇气，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高水平建设“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谋划筹建亚太自贸区中国（上海）示范区总部，力争用不太长的时间实现从主动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到主动参与引领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变革的角色升级。
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上海市政协协商议政咨询专家，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
